小學女生校內遭4名男生侵害，“14歲”刑責年齡要不要下調,？

5月27日下午課間休息時間,，陜西省藍田縣一小學教學點四名男生（其中兩名11歲，兩名12歲）在男廁所對一名13歲女生進行侵害,。經藍田縣公安機關調查后,，因四名涉事男學生未滿十四周歲，不夠立案條件,，不予立案,。目前，四人已由公安機關送至西安市工讀學校就讀,。同時對該女生加強心理疏導,，并選擇合適學校就讀。

教學時間,，校內廁所,，集體性侵……四名涉事學生膽大妄為到了何種地步！他們雖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但從6歲上學開始，接受多年學校教育,，也已是民法上的限制行為能力人（8歲以上）,，對善惡是非具備了一定認知和判斷能力。他們的行為,，很難用“小孩子不懂事”解釋,。與惡劣行為和嚴重后果相比，送工讀學校的處理多少顯得輕描淡寫,，因此不難理解為何很多人憤憤不平,，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呼聲再起。

多年來,，幾乎每一起未成年人實施的惡性事件被曝出,，都會引發(fā)這方面的呼吁。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就此所提議案,、提案也不少,。但推動效果并不明顯，至今未有修法動向,。

根本原因在于,，圍繞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年齡等諸多問題,，人們仍有不小分歧,，并未形成共識。事實上,，每一次“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呼聲,，都有“不宜降低”的“反調”相伴隨。彌合分歧,、凝聚共識,，這是修法得以啟動的重要前提。

“降”與“不降”的分歧,，有事實層面的,，也有價值判斷層面的。在事實層面上,，比如,，一些反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人士提出，“并沒有確切數(shù)據(jù)顯示未成年人所涉暴力惡性案件數(shù)量存在激增態(tài)勢”,。的確,，公眾對于未成年人犯罪嚴重程度的認識，多來自極端個案,，并沒有一個總體上的把握,。最高檢于6月1日發(fā)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顯示，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數(shù)量在連續(xù)多年下降趨于平穩(wěn)后有所回升,。但在一些人看來，“有所回升”仍不足以成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依據(jù),。

更多分歧,，來自價值判斷層面，比如以下幾方面：

第一,，關于犯罪總體情況和個案正義的關系,。

“并沒有確切數(shù)據(jù)顯示未成年人所涉暴力惡性案件數(shù)量存在激增態(tài)勢”，用這種理由否定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必要性,，系著眼于犯罪總體情況的結果——既然犯罪總體上不嚴重,，刑事責任年齡就可以先不降。但從個案正義角度，哪怕惡性事件并未增多,，只要現(xiàn)行規(guī)則導致處罰背離了公平,，規(guī)則就有修改必要。

“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未成年人實施的危害社會行為,，尚不能稱其為“司法案件”，但作為“事件”,，其處理同樣不能背離公平正義,。這樣看，公眾從一些極端個案發(fā)現(xiàn)危害后果與付出代價的巨大反差,，呼吁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以加大打擊力度,，不乏合理成分。

第二,，關于打擊和保護的關系,。

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擴大了刑法打擊范圍,，但對被納入打擊范圍的群體來說,，未嘗不是一種保護。作為“懸在頭上的劍”,，刑事追究或可提醒相關人員時時檢點自己行為,，避免走上邪路。而以國家名義實施的懲罰,，能有效平復被害人親屬的強烈復仇心理,，讓施害人免受更為激烈的私力復仇傷害。

第三,，關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功效,。

有人反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理由是功效有限,，“降到12歲,，還會有12歲以下的人危害社會”。事實上,，就預防和打擊犯罪而言，每一種手段都只能是綜合治理手段中的一種,，“一用就靈”“包治百病”的手段不存在,。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所能起到的效果的確有限，但“有限”不是拒絕采用的理由,。

這是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贊成方和反對方諸多分歧中的幾種,，還有更多。多年來，雙方站在各自立場爭論不休,，反對方認為贊成方“小題大做”,，贊成方認為反對方“漠視民意”，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問題因不能形成基本共識而“原地踏步”,。

事實上,，雙方都是站在打擊與保護平衡的角度考慮問題，這是雙方彌合分歧的基礎,。期待這一次,，雙方通過擺事實、講道理消除分歧,，凝聚共識,。如果最終的共識是現(xiàn)行刑事責任年齡規(guī)定已不適應未成年人犯罪危害社會的現(xiàn)實，那么,，及時修法就必須盡快提到議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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