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預期違約制度的有關規(guī)定與不安抗辯權制度間存在矛盾

《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二款規(guī)定：“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另一方“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這條規(guī)定是由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引入的，它給予了當事人解除合同的權利,。法律并沒有限制這種權利適用于何種場合,，因此可以認為這條規(guī)定對同時履行和先后履行兩種場合都是適用的。一方當事人明確表示不履行債務時,，另一方當事人適用第九十四條規(guī)定,，直接享有解除權，這與英美法系對明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是相同的,。但當一方當事人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時,，既可以解釋為一方當事人以自己的行為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債務，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直接解除合同,，這是英美法系對默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方法,；又可解釋為第六十八條第四款“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這時另一方當事人只享有不安抗辯權,，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等待相對人提供履約保證，但無權直接解除合同,，這是大陸法系對默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方法,。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出現(xiàn)在了同一部法律里，造成了法律適用上的矛盾,。如果賦予先履行人選擇適用第九十四條的權利,，則極有可能造成先履行一方濫用合同解除權的局面，使得第六十八條所設置的一系列旨在保護后履行方合法權益的措施形同虛設，從而損害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這個問題是我國新《合同法》對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相關制度的融合還不夠徹底造成的,，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加以解決。

二,、舉證責任過重

與英美法系的默示預期違約制度和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權制度允許有較低限度的主觀判斷不同,，我國合同法對舉證責任的要求相當嚴格?！逗贤ā返诹藯l規(guī)定：“當事人沒有確切證據(jù)中止履行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行使不安抗辯權的一方應當負舉證責任,，這是各國法律所認同的,，但即使在市場規(guī)則比較完善的國家，要取得“確切證據(jù)”也決非易事,，更何況目前我國的法制環(huán)境還不完善，要掌握“確切證據(jù)”相當?shù)乩щy,，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不允許當事人有較低限度的主觀判斷，雖然可以避免當事人不當行使或濫用不安抗辯權,，但卻大大增加了當事人使用不安抗辯權的成本,，有違設立不安抗辯權的初衷。因此可以在要求先履行方負舉證責任的同時,，要求后履行方負一定的反證責任,，以減少不安抗辯權的使用成本。

三,、“適當擔?！焙x不清

《合同法》第六十九條規(guī)定，當后履行一方提供了“適當擔?！焙?，先履行一方應恢復合同的履行。但對于“適當擔?！钡摹斑m當”程度,，法律并沒有做出明確的規(guī)定，這就給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機,。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擔保不適當為名拒絕履行其本不愿履行的合同,，從而造成后履行一方的損失。因此應當對“適當擔?！弊龀雒鞔_的司法解釋,，使法律更清晰。

了解了不安抗辯權的不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利用這一權利,，更好地使用它維護合法權益不受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