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女皇武則天當政之時,陜西渭南縣人氏徐元慶的父親徐爽被當時的縣尉趙師韞殺死,。后來,趙師韞升遷入朝擔任御史,而徐元慶則更姓易名,在驛站之中充當仆役。不久,趙師韞恰好途經(jīng)此地,住在了這個驛站中,。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徐元慶便趁機殺死了趙師韞,然后向官府投案自首,。
　　這個案件發(fā)生后,朝野上下議論紛紛,在如何處理徐元慶的問題上各抒己見、莫衷一是,。一些人認為,徐元慶為父報仇是孝義剛烈的行為,不應受到任何懲罰,。然而,當時的朝廷諫官陳子昂則建議“誅之而旌其閭”,意思是對徐元慶先判處死刑,然后再對他為父報仇的行為立碑贈匾予以表彰,而且要將這一處理方式“編之于令,永為國典”,以便后世遇到類似案件時有所遵循。
　　陳子昂是當時享有盛譽的官員和詩人,因此,他的主張得到大家一致贊同,武則天也采納了這一建議,。然而,在案件發(fā)生一百多年后,另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學大家柳宗元卻對此案的處理方式提出質疑,并寫下了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駁復仇議》,。
　　柳宗元在文章中指出,禮的根本作用是為了防止人們作惡,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為了防止人們作惡。盡管形式有所不同,但它們的目標是一致的,。因此,“旌”與“誅”不能并用,表彰和處死不能同施一人,。
　　柳宗元論述道,處死應當表彰的人,這叫亂殺,就是濫用刑法。表彰應當處死的人,這叫過失,就是破壞禮制,。如果以這種矛盾的處理方式作為法治的準則,并傳給后代,那么追求正義的人就不知道前進的方向,想避開禍害的人也不知道怎樣立身行事,。因此,后人決不能將這種矛盾的處理方式作為法治的準則。
　　陳子昂和柳宗元都是唐代名垂千古的作家和詩人,他們的許多詩詞文章均堪稱絕唱,令人高山仰止,。但就二人在上述案件處理方式上的不同見解而言,我卻認為柳宗元的觀點更加正確,、更加合理,更加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和促進良法善治。
　　的確,禮與刑,也就是道德與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行為規(guī)范,其賞罰褒貶應當保持一致,、同其好惡,。道德是人們心中的法律,而法律是社會有形的強制,二者應當同心戮力,、相輔相成,攜手參與社會治理、共同維護社會秩序,。否則,“誅其可旌,旌其可誅”,南轅北轍,、各行其是,必將造成人們的思想混亂和無所適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