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WTO爭端解決的“規(guī)則導向”要求爭端當事方準確理解WTO法律規(guī)則的邏輯內涵與適用外延,，而轟動一時的“稀土案”專家組裁決報告最能說明這一點。該案專家組對所涉規(guī)則的適用和解釋凸顯其持有的自由裁量權,，申訴方對中國國內相關措施的非議和建議均滲透至專家組的法律推理過程和裁決結果,，而中國的辯護理由和評論意見則顯然剝離了WTO相關規(guī)則之間的關聯。從規(guī)范和實證角度,，厘清WTO法律規(guī)則之間的一致性及其中存在的局限性,，澄清WTO法律規(guī)則與國際法相關基本理論之間的關系，有助于爭端解決中準確理解和選擇援用WTO的法律規(guī)則,。

 

關鍵詞：稀土案,，權利義務平衡，貿易爭端解決,，法律規(guī)則適用

 

轟動一時的“稀土案”似已塵埃落定,。根據WTO專家組和上訴機構的裁定，中國對出口的稀土,、鎢和鉬產品征收出口稅,、設定出口配額，以及對配額的管理和分配措施均與其在WTO相關規(guī)則下的義務及在《中國加入議定書》（下稱《議定書》）下的承諾不一致,。中國依此且根據與申訴方達成的合理執(zhí)行期,，已取消了稀土產品的出口關稅，并正在商談取消稀土出口配額的措施,。

 

在WTO爭端解決的所有程序中,，專家組程序可謂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專家組的裁決報告更可謂舉足輕重,、指點未來,。它既包含對爭議的事實問題的描述，又包含爭端當事方的權益主張及法律依據,，還包含專家組的法律適用和法律解釋,，并成為上訴機構程序決案的根本依據。盡管說WTO爭端解決的目的不是為了裁定誰勝誰負,，但“稀土案”專家組的裁決報告確實存有諸多縈繞于心的問題：專家組為什么幾乎全盤支持申訴方的權利訴求和法律主張?中國對WTO法律規(guī)則的認識和適用是否恰當?中國從環(huán)境保護的角度采取貿易限制措施是否真就不符合WTO法律規(guī)則?在WTO爭端解決中是否可以援用國家經濟主權理論?專家組對WTO法律規(guī)則的解釋是否必須將經濟學家的理論作為輔助資料?從本質上說,，諸如此類問題關乎WTO法律規(guī)則的邏輯內涵與適用外延，故而期望從規(guī)范和實證角度厘清WTO法律規(guī)則之間的一致性及其中存在的局限性澄清WTO法律規(guī)則與國際法相關基本理論之間的關系,，進而期望有助于在爭端解決中準確理解和選擇援用WTO的法律規(guī)則,。

 

一、“稀土案”專家組的裁量選擇

 

從本案專家組裁決報告的結論看,，申訴方所提出的權利主張均得到了支持,，包括：其一，裁定中國在運用出口稅對稀土,、鎢和鉬產品的限制措施與《議定書》第11.3條不一致,；中國不能證明其采取的出口稅措施與《1994年GATT》（以下稱GATT）第20條“一般例外”下（b）項及該條前言的要求相一致。其二,，裁定中國適用的配額措施不能起到保護環(huán)境和保護可以用竭的自然資源的作用,，與GATT第11.1條不一致，且與《議定書》第1.2條之下所包含的《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下稱《報告書》）第162和165段下的義務不一致,；中國不能證明其配額措施在GATT第20條（g）項下的公正性,，也不能證明該措施符合該條前言的要求。其三,，裁定中國出口配額的管理和分配措施不符合《議定書》第5.1條的承諾,，與《議定書》第1.2條所包含的《報告書》第83（a）（b）（d）段及第84（a）（b）段下的承諾不一致。①專家組給予的這些結論大大伸張了申訴方的權利主張,，同時也凸顯了其在“向左”或“向右”選擇問題上的自由裁量權,。

 

第一，中國對《議定書》相關條款的司法解釋請求與專家組的明確拒絕,。專家組裁決報告顯示,，中國在征收出口關稅措施的制定和實施方面考慮到其關稅減讓的承諾和義務，因而提請專家組澄清《議定書》第11.3條和《1994年GATT》之間的關系,，期待專家組就有關《議定書》與《報告書》中表述不詳盡的相關條款予以澄清,，期望今后中國外貿中出現的類似問題能有一個可統一適用的司法解釋（文本）。②遺憾的是，專家組一開始就非常委婉而又非常明確地拒絕回答這一問題,，繼而對中國申辯在這一條款中所包含的“默示權利（silent rights）”主張不予支持,，但卻明確支持申訴方所認為的在該條款中所包含的“默示義務（silent obligations）”。③

 

第二,，中國對《議定書》相關規(guī)則的法律地位的主張與專家組的專家們的理解分歧,。該案中，中國主張《議定書》是《1994年GATT》的組成部分,，因而中國采取相關限制措施符合GATT第20條下權利義務關系的要求。在這一問題上,，專家組的三名專家出現了分歧,，焦點集中于對《議定書》第1.2條中“WTO Agreement”的不同理解。有兩名專家認為,，《議定書》及其所包含的《報告書》的承諾是《WTO協定》即《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WTO）協定》（下稱《馬拉喀什協定》）的組成部分,，與WTO其他所有多邊貿易協定處于同樣的法律地位，但不是GATT的組成部分,；而另有一名專家組認為,，《議定書》第1.2條中的“WTO Agreement”不僅包含《馬拉喀什協定》，也包括該協定的附件,，即多邊貿易協定和諸邊貿易協定,。于是，專家組以2∶1的表決結果否定了中國對“《議定書》第11.3條是GATT的組成部分”的主張,。

 

第三,，國際公法解釋的習慣規(guī)則與專家組援引的經濟學家理論。根據《關于爭端解決規(guī)則與程序的諒解》（DSU）第3條的規(guī)定,，DSB“應依照國際公法解釋的習慣規(guī)則澄清此類協定的現有條款,。”自1995年“美國汽油標準案”以來,，“國際公法解釋的習慣規(guī)則”即指《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和第32條,。該案專家組再三申明遵循DSU第3條的規(guī)定，其對WTO規(guī)則的解釋不存在法理學上的“從寬解釋”或“從嚴解釋”,。但令人費解的是,，本案專家組援引了美國在其書面評論中提及的來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著名經濟學教授杰恩·M.格羅斯曼（Gene M.Grossman）關于“作為環(huán)境外部性處理方法的出口稅”的意見。④盡管《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和32條并未提及怎樣的學者或專家的理論可以作為解釋的輔助資料,，但作為國際司法機構,，WTO專家組似乎更應該追根溯源、分清步驟,，即首先應根據國際法的淵源,，選擇適用的法律（包括輔助資料），然后才是法律解釋。在國際法的淵源中,，“最高權威國際公法家學說”可以作為條約解釋的輔助資料,。⑤但該案專家組援引經濟學家的理論進行法律推理顯然與此有出入，盡管“文件的解釋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藝術而不是一種嚴格的科學”⑥,，盡管在理論上和實踐中WTO的建立和運行離不開經濟學或者國際貿易理論,。

 

此外，對于加拿大作為第三方提出提升相關權利的要求,，包括第三方對實質性會議和所有書面材料的“準入權”以及在第二次實質性會議上的口頭陳述權等,，專家組認為這不符合DSU第10條第2款和第3款的規(guī)定，也與專家組以往的工作實踐不一致,。至此,，可以肯定地說，專家組在“向左”或“向右”問題上的選擇,，本質上都反映了WTO法律規(guī)則的邏輯內涵與適用外延,。

 

二、WTO法律規(guī)則的邏輯內涵

 

鑒于國際貿易的內容,、事項和發(fā)展趨勢,，由多邊貿易體制（GATT/WTO）幾十年來達成的法律規(guī)則顯得龐大而復雜。而“稀土案”專家組裁決報告更充分表明,，必須明晰此類法律規(guī)則的邏輯內涵,，即從WTO體制之外向其內里看，才有可能避免偏離維持權利義務關系平衡的“支點”,。

 

（一）WTO法律規(guī)則的根本基礎

 

作為國際經濟組織,，WTO離不開經濟學的支持。國際貿易理論是經濟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們是對國際貿易產生和發(fā)展的理論說明,，反映了國際貿易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影響著多邊貿易法律規(guī)則的生成,。從李嘉圖的“比較優(yōu)勢說”到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說”,，從“需求偏好相似理論”到“產品生產周期理論”，從“國家競爭優(yōu)勢論”到“保護幼稚工業(yè)論”,、“保護就業(yè)論”,、“保護公平競爭論”、“國家安全論”等等,，⑦人類社會不同發(fā)展時期的國際貿易理論指導了國際貿易實踐,，促進了國際市場的交換行為。而市場交換的結果之一就是通過“討價還價”達成的用以調整,、約束和規(guī)范市場行為的多邊貿易法律規(guī)則,。從這個角度看，“稀土案”專家組似乎有理由援引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的學術觀點。

 

WTO是成員在彼此讓渡經濟主權的條件下產生的,，因而它的最大任務就是要盡力維持成員間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專家組的“建議和裁決不能增加或減少適用協定所規(guī)定的權利和義務”⑧。在WTO協定內,，授權性規(guī)則與義務性規(guī)則相結合,，與此有關的最典型的例證就是例外條款。根據GATT第20條“一般例外”的規(guī)定,，任何成員倘若為了“保護可以用竭的自然資源”,，即可有權采取貿易限制措施，但應“不在情形相同的國家間構成任意的或武斷的歧視”,，“也不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這顯然是對成員援用“例外”措施的“三層測試（three-tier test）”，即：采取貿易限制措施的目的（為什么）,、采取的貿易限制措施（是什么）、滿足援用條款前言的要求（怎么辦）,。⑨無論是在“海龜案”還是在“原材料案”中,，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均給出了如此不可動搖的論斷。因此說,，基于經濟學或國際貿易理論,，在國際法范圍內達成的授權性規(guī)則與義務性規(guī)則共同構成了WTO法律規(guī)則的整體，并由此使“維持成員間權利與義務的平衡”成為WTO法律規(guī)則的根本基礎,。

 

（二）WTO法律規(guī)則之間的一致性

 

從法律規(guī)則體系的形成看,，作為GATT的繼承者，WTO不僅沒有摒棄GATT時期締約方之間談判達成的所有法律成果,，反而還對GATT中的某些條款通過多邊貿易談判予以進一步具體化,，增強了某些條款的可操作性。特別是烏拉圭回合談判,，締約方就GATT的某些條款在貿易實踐中遭遇的突出問題,，在原有談判成果的基礎上，達成了更為詳細和具體的法律規(guī)則,，并以新的多邊協定表現出來,。

 

從規(guī)則規(guī)范的內容關系看，WTO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等都納入其法律框架內,，盡管分屬于不同的協定,，但決不能割裂其間的關系。因WTO宗旨和原則的“統領”（而非調整）作用，在不同的多邊協定之間不能厚此薄彼,，不能片面強調某一貿易內容或事項的重要性,，進而過分關注某個協定而忽視其他規(guī)則；所有多邊協定及其法律規(guī)則都應服從,、服務于WTO的宗旨,，所有多邊協定的適用和實施都應遵循“那些被各成員公認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適用于WTO法一切領域的,、構成WTO法基礎的法律原則”。因而可以認為,，在WTO體制內凡與某一具體事項所有有關的法律規(guī)則之間都存在某種程度的關聯性,。

 

在法律規(guī)則的適用上，WTO強調其間的相互補充,、相互聯系,，決不能顧此失彼。盡管“巴菲椰果干”爭端剛好遇上多邊貿易體制從GATT到WTO的轉型和變革,，但WTO專家組特別指出多邊貿易法律規(guī)則的統一性,，不能因為WTO取代GATT而否認其間在規(guī)則適用上的連續(xù)性，也不能割裂具體事項上的法律規(guī)則之間的關聯,。甚至,，在規(guī)范爭端解決程序的DSU之下，針對不同的貿易內容,，要求“在DSU的規(guī)則和程序與附錄2所列特殊或附加規(guī)則和程序存在差異時,，應以附錄2中的特殊或附加規(guī)則和程序為準”⑩。

 

（三）WTO法律規(guī)則的局限性

 

同其他所有法律規(guī)則一樣,，WTO法律規(guī)則也具有普遍性和確定性的特征,，表現為WTO成員對其遵守或適用的一般共性。然而,，在達成此類規(guī)則的過程中,，WTO成員不可能預見到國際貿易中可能發(fā)生的所有事情，從而導致某些法律規(guī)則的滯后性,，進而使得此類規(guī)則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

 

首先，WTO法律規(guī)則具有普遍性的消極作用,。作為主權國家或獨立關稅領土相互間“討價還價”的產物,，WTO法律規(guī)則普遍性的消極作用突出表現在其只注意適用對象（WTO成員政府）的一般性而忽視其特殊性。其次,，WTO法律規(guī)則在正義價值方面存在缺陷,。WTO法律規(guī)則的正義價值是其最重要的基本價值,，但由于達成規(guī)則過程中的相互妥協以及在某些方面存在的認識局限性，不可能達到絕對正義或純粹正義,，依據此類規(guī)則的法律適用也不一定能完全反映正義,。在適用于一般情況時，WTO法律規(guī)則當然能產生正義,，但在適用于個別情況時,，其結果則未必是公正的。此正所謂“法律有時在獲得一般正義的同時喪失了個別正義”（11）,。最后,，WTO法律規(guī)則的運用具有局限性。WTO專家組對個案的法律適用,，追求的是個案的公正,、具體、明確以及可執(zhí)行的裁決,。而WTO法律規(guī)則對各種貿易關系和貿易事項共性規(guī)定中存在的缺漏與盲區(qū),，導致了規(guī)則本身的確定性與正在變化著的國際貿易內容和關系不可能一一對應。中國在“稀土案”裁決中處于不利地位,，在某種程度上是WTO法律規(guī)則局限性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正義的利己主義”作用的結果（12）。

 

WTO法律規(guī)則的局限性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有賴于爭端解決機構（DSB）的能動行為來彌補和克服,。在爭端解決實踐中,，專家組首先要注重“規(guī)則導向”帶來的法律效果,，但同時,，如果為了追求法律效果而機械套用WTO的法律規(guī)則，有時可能會得出不公正的結果,，由此給爭端當事方的權利和利益帶來更多的侵蝕和傷害,。

 

三、WTO法律規(guī)則的適用外延

 

“稀土案”專家組裁決報告突出顯示,，中國的權利訴求與法律主張以及專家組的裁定理由都關系到WTO法律規(guī)則適用中的外延問題,，即如何從WTO體制之內向外看其法律規(guī)則與相關理論之間的關系問題。

 

（一）WTO法律規(guī)則與國家對自然資源的永久主權

 

作為政府間的國際組織,，WTO當然離不開國家主權理論,。主權不是一個單一的抽象的概念，它包括經濟主權,、安全主權,、環(huán)境主權等諸多內容,，且均與國家的利益息息相關,。美國在1994年為應否成為WTO成員而在國內開展的“主權大討論”一方面表明了美國對由其設計和推進的多邊貿易體制對國家經濟主權侵蝕的敏感和重視,，另一方面也確切反映了各主權國家在經濟領域的“囚徒困境”——為了達成并獲得一些重要的政策結果而不得不放棄或讓出某些經濟主權（13）。

 

在“稀土案”中,，中國援用國家對自然資源的永久主權理論為其采取的保護措施進行辯護,。聯合國大會于1962年通過的《關于自然資源之永久主權宣言》確立了各國對其領土內自然資源的永久主權，1974年通過的《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更具體明確了這一主權的內容,，即“每個國家對其全部財富,、自然資源和經濟活動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權，包括所有權,、使用權和處置權在內,，并應自由行使此項主權”?！跋⊥涟浮睂＜医M贊同中國所持有的“每一WTO成員可以按照一般國際法并體現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文書中國家對自然資源的永久主權原則設計保護政策”的觀點,，但鑒于此類宣言或憲章并未要求聯合國會員國在法律意義上的簽署和批準,，因而認為,，這種主權“不是為某些目的而對自然資源進行管理和控制的一般權利”。（14）

 

國家經濟主權所具有的經濟特質,，表明它是可以自由轉讓的,。在非壟斷條件下，國家經濟主權讓渡是國際經濟發(fā)展連續(xù)進行中的正?，F象,，也是多邊貿易體制能夠建立并得以持續(xù)運行的關鍵所在。WTO成員讓渡經濟主權也就意味著失去某些經濟主權,，而失去經濟主權則會使WTO這一國際法律機制對其成員的國內法律,、法規(guī)或政策予以相應干預。但更為重要的是,，失去某些經濟主權可以使國家從WTO多邊貿易協定中找到達成某些國內政策的法律依據，也能使國內某些特殊利益集團通過對國際決策的遠距離施壓得到在國家層面不可能得到的結果,。（15）這一點在“稀土案”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二）WTO法律規(guī)則與稀土市場的國際競爭

 

在“稀土案”中,，中國承認對稀土、鎢和鉬產品采取征收出口稅,、設定出口配額等措施,，也承認此類限制措施與GATT相關規(guī)定不一致,。實際上，在稀土出口管制問題上,，我國國內輿論曾在一段時期內基本上都導向了“定價權”,，認為中國只要掐住了資源的“咽喉”，就會得到對國際稀土市場的定價優(yōu)勢,。這顯然會使我國稀土產業(yè)居于競爭的優(yōu)勢地位,，但也有可能走向壟斷,。實踐中，形成壟斷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政府對某些行業(yè)實行直接控制,；二是政府賦予企業(yè)在某一行業(yè)特許經營權,；三是具有高效生產規(guī)模的一兩家企業(yè)即能提供滿足全部市場需求的產量。（16）對照這些原因,，中國在稀土出口問題上所采取的限制措施似乎帶有某種壟斷“嫌疑”,，這也就不難理解WTO專家組為何援用前文提及的美國經濟學家格羅斯曼（Grossman）關于征收出口稅影響稀土國際市場競爭的學術觀點。

 

盡管該案專家組報告認定中國稀土出口管制措施與資源保護無關,，但中國必須正視國內企業(yè)開采稀土和稀土分離的化學過程對環(huán)境造成極大破壞,。在一個不安寧的國際社會里，如果世界市場經濟威脅到國家的生存,，國家采取政策的目標應是實現國家生存所必要的一切條件,。（17）于是,，中國于2011年出臺了《關于促進稀土行業(yè)健康持續(xù)發(fā)展的若干意見》，期望通過產業(yè)政策,、環(huán)保措施全面規(guī)范國內稀土的生產,、消費和出口。2012年,，中國政府發(fā)布了《中國的稀土狀況與政策》白皮書,，特別指出我國稀土產業(yè)結構不合理，需要給予相應的調整,。然而,，“稀土案”專家組裁決報告卻認為，WTO成員不能為了鼓勵或加強另一種產品的市場競爭而限制原有產品的市場競爭,，特別是在中國《議定書》已承諾給予其他WTO成員的企業(yè)在中國享有貿易權的情形下,。

 

（三）WTO法律規(guī)則與“門戶開放”政策

 

從本源上說，WTO法律規(guī)則是貿易自由化理論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產物,。自建立以來,，WTO就通過其宗旨、原則和職能以及對多邊貿易協定的管理和爭端解決來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尤以在成員之間推行“門戶開放”為上策,。然而，WTO成員參與國際貿易,，都希望其他國家對本國開放市場,，都希望在同量的貿易之下獲得盡可能多的利益，或者是用盡量少的貿易獲得同樣多的利益,。通常情況下,，無論是雙邊或者多邊貿易協定還是各個主權國家所做的對外貿易安排，都直接關涉貿易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各種保護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措施不過是有關各方參與貿易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的手段而已,。因而，任何WTO成員均可為保護國內市場而采取貿易救濟措施,，包括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

 

根據GATT第19條和WTO《保障措施協定》,，如果一成員因承擔義務致使某種進口產品的數量急劇增加（包括絕對增加和相對增加）,，對國內同類或直接競爭產品的產業(yè)造成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威脅，該成員即可采取保障限制措施,，包括修改減讓,、取消數量限制等。（18）顯然,，WTO站在進口成員的角度看到了貿易自由化帶來的不良影響及給予相應的解決辦法,，但對出口成員無論基于何種原因而采取的“自愿出口限制”,、“自愿限制安排”或者“有序銷售安排”的“灰色區(qū)域”卻視而不見。在“稀土案”中,，如果說中國《議定書》承諾了對所有其他成員的貿易權而不能采取數量限制（包括配額和征收出口稅）措施,，那么就整個WTO法律規(guī)則體系看，專家組是否應該考慮保護中國稀土產品出口的急劇增加帶來的利益喪失或減損?或者更進一步地說,，針對某種產品出口的急劇增加可否為了使出口成員境內的相關產業(yè)免遭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威脅而采取“反向保障措施”?

 

WTO爭端解決機構（DSB）之所以“生意興隆”,，其“規(guī)則導向”無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耙?guī)則導向”必然關涉WTO法律規(guī)則的邏輯內涵與適用外延,，更要求“DSB的建議或裁決不能增加也不能減少相關協定所規(guī)定的權利和義務”。

 

由WTO推動的市場經濟,，顯見“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鑒于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商品和服務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為適應世界經濟的需要而生產,，而不僅為滿足本國的需求和愛好,，生產方面的結構性權力已成為超越國界的社會政治變化的基礎，”（19）因而通過“稀土案”專家組裁決報告,，中國需要重新思考稀土產業(yè)政策對WTO其他成員的影響,。在“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面臨體制機制的障礙、利益固化的藩籬,、各種思潮的激蕩沖擊和外部環(huán)境的風險挑戰(zhàn)”的背景下（20）,，期望能通過“稀土案”來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之間的協調統一,。

 

更為重要的是,，當面對生產和銷售的“全球價值鏈”這一新情勢時，如果WTO體制運用現有的規(guī)則來管理和調整全球貿易關系,，則顯然會使國際貿易的現狀有些失真,；（21）如果WTO專家組因此而擴張其自由裁量權，則顯然會使裁決結果有失公平,。由于專家組裁決報告在WTO爭端解決程序中“承上啟下”的地位和影響,，專家組在進行司法創(chuàng)新的同時還應能夠做到司法克制,，以提高WTO法律規(guī)則適用的效率和效力,，進而增強成員對WTO法治的信仰。

 

注釋：

①See WT/DS431/R,，paras.8.11-13.

②See WT/DS431/R,，para.7.54.

③See WT/DS431/R,，paras.7.63-72.

④See WT/DS431/R，paras.7.169 and 178.

⑤詳見《國際法院規(guī)約》第38條,。

⑥[英]安托尼·奧斯特著,，江國青譯：《現代條約法與實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頁,。

⑦海聞、P.林德特,、王新奎：《國際貿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338頁,。

⑧DSU第3.2,、3.3條。

⑨Peter Van den Bossche,，The Law and Polic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Text,，Cases and Material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601-614.

⑩DSU第1.2條。

（11）黃麗娟：《論法律的局限性及其克服》,，載《學術交流》2006年第8期,。

 

（12）[英]塔拉·史密斯著，王璇等譯：《有道德的利己》,，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頁。

（13）John H.Jackson,，The Jurisprudence of GATT and the WTO：Insights on Treaty Law and Economic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379-380.

（14）WT/DS431/R,，paras.7.265 and 268.

（15）John H.Jackson，The Jurisprudence of GATT and the WTO：Insights on Treaty Law and Economic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382-383.

（16）[美]愛德華·張伯倫著,，周文譯：《壟斷競爭理論》,，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155頁。

（17）[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楊宇光譯：《國家與市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頁,。

（18）參見WTO《保障措施協定》第2條和第5條,。

（19）關于結構性權力的含義和內容，參見[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楊宇光譯：《國家與市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頁,。

（20）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載《新華文摘》2014年第5期。

（21）Se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13",，p.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