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股東會決議是多個股東的抽象意思表示,，是公司意志與決策的載體,，如果股東會決議程序上或實質上的瑕疵將直接影響決議的效力。對決議效力瑕疵的救濟,，既是維護股東權益又是保障公司健康運營的需要,。我國《公司法》雖然規(guī)定了股東會決議瑕疵訴訟制度，但對個別股東在股東會決議中的意思表示瑕疵,，還須依據民法通則相關規(guī)定與原理對股東意思表示的效力進行認定,，股東意思表示未生效將影響整個股東會決議的效力。此外,，對決議效力的認定須在多項司法原則指引下進行個案裁量,，平衡不同原則之間的沖突。

 

[關鍵詞]：股東會決議，效力瑕疵,，判斷標準,，判斷原則，個案裁量

 

一,、股東會決議效力瑕疵訴訟的爭點與難點

 

股東會是由全體股東組成的公司最高權力機關,，它是股東作為公司財產所有者對公司行使財產管理權的組織，具有對董事,、監(jiān)事的選任,，章程變更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等法律或章程規(guī)定的公司重大決策事項的決定權,。股東會依據資本多數決的原則，由股東對決議事項通過贊成或否定的方式作出意思決定,，股東會決議即是股東投票權利集中后產生的公司意思表示,。

 

由于股東會決議是依據法律規(guī)定的方式形成的，因此只有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股東會決議才具有法律效力,，在內容或程序上違反法律的決議均存在效力瑕疵,。股東會決議牽涉股東與公司重大利益，存在效力瑕疵的股東會決議將直接影響股東,、公司利益與債權人合法權益,，由此對股東會決議瑕疵予以法律上的救濟實屬必要。我國《公司法》賦予股東以提起股東會決議效力瑕疵訴訟的權利,，該訴訟包括撤銷決議之訴與確認決議無效之訴,，股東可以在訴訟中請求法院對股東會決議效力作出否定性的評價，以救濟決議的效力瑕疵,，穩(wěn)定與決議有關的公司法律關系,。

 

公司股東會決議作為法律擬制的多個股東的抽象意思表示，對其效力進行判斷具有復雜性,。我國公司法第22條規(guī)定的決議效力判斷規(guī)則,，預設了個別股東意思表示完全生效的前提；但在個別股東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的情形下,，股東會決議的效力如何,，這在理論與司法中仍存爭議。舉例而言,，在2011年石家莊國大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國大集團”）訴河北國大連鎖商業(yè)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大連鎖”）案中,，國大集團向石家莊市長安區(qū)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國大連鎖提供的財務資料具有不實內容且遺漏重要財產,，誘使作為股東的國大集團做出了違背真實意愿的錯誤意思表示,，導致國大集團放棄增資擴股,，因此請求法院撤銷股東會決議的相應內容，并請求根據其所持40%股權認購同等比例的國大連鎖的新增注冊資本（石家莊市長安區(qū)人民法院［2011］長民初字第523號判決）,。該股東會效力瑕疵訴訟的爭點在于作為股東的國大集團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時,，應如何對股東會決議效力進行判斷。

 

實際上,，在個別股東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的情形下,，對股東會決議進行效力判斷是無法單獨依據《公司法》第22條規(guī)定作出的，還須結合《民法通則》第58條關于受欺詐一方的民事行為效力的規(guī)定,，考察單個股東的意思表示效力,，進而考量整個股東會決議的效力。惟有將不同部門法中的相關法律條文固定下來,，納入法院審判的參考適用體系,，并確立一套清晰明確的效力判斷規(guī)則，才能固定法院的審判思路,，確定法律推理的出發(fā)點,，否則法律推理的正確性將無從判斷。本文從股東會決議的性質與法理基礎出發(fā),，將股東會決議效力瑕疵訴訟的司法適用規(guī)則與效力判斷步驟明晰化,，避免法院遺漏適用相關法條，或顛倒適用法條的順序,，以期為公司的健康運營創(chuàng)造良好的司法環(huán)境,。

 

二、股東會決議的法理基礎與效力種類

 

（一）股東會決議法理基礎——延伸至商法領域的社團決議

 

在傳統(tǒng)民法理論中,，民事法律行為分為單方法律行為,、雙方法律行為（也即合同）、多方法律行為（也即共同行為）和決議四種［1］（P.166）,。對于團體行為，羅馬法中認為,，“團體中多數人所為任何事情,，都是全體人的行為”［2］（P.68）。這里雖然沒有提到決議,，但是指出了團體行為的多數決定原則,。近代民法理論中，德國學者將決議從合同中分離出來,，作為法律行為中與合同相并列的類型,，認為決議也是由多項意思表示組成的，是一種社團決議,。有德國學者將決議定義為人合組織,、合伙、法人或法人之由若干人組成的機構（如社團的董事會）通過語言形式表達出來的意思形成的結果（語言表過方式）。該決議可以以全票一致通過的方式作出,，也可以以多數票通過的方式作出［3］（P.433）,。

 

與社團決議相似，股東會作為公司團體的最高意思機關,，采取會議方式形成股東會決議,，透過股東的意思表示形成公司團體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集體意思，反映公司意志［4］,。股東會決議是多數股股東的意思合致［5］（P.239）,，作為一種社團意思的載體，它是民法中的社團決議在商法領域的延伸,。由于資本是公司的基礎,，按照資本平等原則，公司以出資為依據在股東間分配權力,，可以實行權利按資分配的平等［6］（P.354）,，股東會決議的意思表示一般遵循“一股一票”與“資本多數決”的原則。

 

（二）股東會決議效力的“二分法”與“三分法”之爭

 

股東會決議的效力,，可以分為有效,、無效、可撤銷與不成立,。采取“二分法”的國家,，將股東會決議瑕疵訴訟分為“決議無效訴訟”與“決議撤銷訴訟”。采取“三分法”的國家,，則在“決議無效訴訟”與“決議撤銷訴訟”之外納入了“確認決議不成立訴訟”,，將“決議不成立”作為一種單獨的公司決議瑕疵類型。決議的無效,，是指決議欠缺生效要件,，因此自始不發(fā)生效力；決議的撤銷,，是指決議存在不公正的因素（可撤銷原因）,，基于撤銷權人的主張，被撤銷而溯及不發(fā)生效力［7］（P.279）,，被撤銷的決議在撤銷前滿足決議生效的要件,，是有效的；實行“三分法”的國家對“決議不成立”的界定,，是公司會議的召集程序或者決議方法上存在著可視為公司會議不成立的重大瑕疵,，也即公司決議的形成過程中所存在的瑕疵明顯重大，以至于連決議本身的成立也無法認可時,，即構成確認決議不成立的事由［7］（P.279）,。在此種概念的界定下,，決議不成立的原因應歸屬于決議可撤銷的原因，但它與決議可撤銷的原因存在程度上或質量上的差別,，而在學理中或部分國家的立法中構成一種單獨的類型,。

 

我國《公司法》未就“決議不成立”進行單獨規(guī)定，“決議不成立”的情形僅在國外立法與我國理論界存在,，法院對于這種情形一般認定為“決議無效”,。根據民事法律行為理論，公司決議是一種法律行為,，法律行為的成立與生效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因此股東會決議的成立與生效也應區(qū)分開來［8］。從某種意義而言,，決議是否成立屬于事實問題,，而非價值判斷問題，但決議成立與否的事實,，是基于立法者設計的決議成立要件來判斷的［7］（P.279）,。

 

三、股東會決議效力形成過程中的問題——決議成立,、效力形成與瑕疵治愈

 

（一）股東會決議的成立

 

1.股東會出席定足數的立法疏漏

 

我國理論界一般認為,，股東會決議的成立必須符合代表一定表決權的股東出席會議的最低數量限制，與代表一定表決權的股東通過決議的最低數量限制兩個構成要件,。關于股東出席會議的最低數量限制,，我國《公司法》第43條規(guī)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會的議事方式和表決程序由公司章程規(guī)定；特別決議,，必須經代表2/3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公司法》第103條規(guī)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大會決議,，僅以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表決權作為計算超過半數的基數,；作出特別決議，必須經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2/3以上通過,。由此可見,，我國《公司法》未對股東（大）會的出席定足數作出限制規(guī)定，僅在有限責任公司作出特別決議時規(guī)定了表決定足數,。

 

有學者認為，我國《公司法》未限制出席定足數是一大疏漏,，這樣股東會決議就可能違反股份多數決的原則,，使少數股東輕而易舉地操縱股東會，損害其他股東的股東權［9］（P.316）,。也有學者指出,，公司法未對出席定足數進行限制,，并不妨礙公司章程對此作出規(guī)定［10］（P.201）。在域外的立法例中,，有的國家未對出席定足數作出規(guī)定,，有的國家規(guī)定章程優(yōu)于公司法，缺少出席定足數的規(guī)定,，容易導致“實質上的少數決”,，即出席股東的表決權過少，難以客觀反映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的利益訴求,，造成控制股東與中小股東的利益失衡,。在立法中限制出席定足數，則可以防止設立股東在制定公司章程時故意避開出席定足數的規(guī)定,，或控制股東在修訂公司章程時故意取消出席定足數的規(guī)定,，以任意操控股東會與公司的重大決策。

 

有時候,，董事或者董事會會試圖影響股東的判斷,，以尋求對自己有利的支持，而不去積極游說中小股東參與股東會決策,；股東也并不能得到充分信息,，或者沒有積極性去獲取這些信息，比如公司僅僅是在網絡上公布股東會開會的通知,，實際上股東很少去看公司的網站,。這個時候，中小股東很可能在毫不知情或不甚知情的情況下,，由控制股東作出有利于控制股東利益而違背中小股東利益的股東會決議,。對于這種情況，出席定足數可以提供一個實體判斷標準,，有利于促進股票權征集的發(fā)展,，尤其是董事會發(fā)動的股票權征集［11］（P.428），以鼓勵中小股東參與股東會決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中小股東“理性的冷漠”（rationalapathy）與“搭便車”（free－rider）有人擔心一旦規(guī)定了法定人數,，會議會因出席人數不足而有難以召開的危險，然而近年來大量公司在實踐中確立了通訊投票及網絡投票（電子投票）制度,，這將使參與電子投票的股東（參會股東）的人數增多,，從而減少因出席股東不足而無法召開股東會議的可能；投票權代理機制也將為股東參加股東會提供更多便利,，為公司法規(guī)制出席定足數提供現實基礎,。此外，在定足數規(guī)定外,，公司立法或者公司章程還可設計相應機制,，即使出席會議人數過少也可召開會議,。例如，香港《公司條例》（香港《公司條例》《表A》第56條）包含這樣的條款,，大致上規(guī)定第一次人數不足時會議延期,，在延期會議上出席的人視作到達法定人數。

 

實際上,，公司法對出席定足數進行限制將有利于貫徹公司資本多數決的原則,。股東會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傳遞與公司近來的運作和將來的前景有關的重要事件的信息［7］（P.79），鼓勵更多股東參加股東會將促使參會股東更好地了解公司經營情況,，監(jiān)督董事與高級管理人員的公司治理,，起到保障中小股東權益的作用。在今后的《公司法》修訂中增加有關出席定足數的規(guī)定將有利于實現上述價值目標,。

 

2.“決議不成立”的司法判斷

 

除去股東出席會議與通過決議的最低數量限制,，學者對部分因程序瑕疵（主要是召集程序瑕疵）而作出的決議，應當視為決議不成立還是決議撤銷,，仍存在較大分歧,。將決議成立要件擴大化的學者認為，公司決議的成立要件包括：有會議召開的事實要件（符合股東出席會議的最低數量限制）,；具備會議召集程序要件（由召集權人召集,；向全體股東發(fā)出召集通知；決議事項限于會議通知事項）,；具備決議程序要件（符合股東表決的最低數量限制）［12］（P.312）,。由于股東會必須經過合法的召集程序始能召開，股東會決議也必須經由符合合法程序的股東會作出方可成立,，因此合法召集程序應作為股東會決議成立的一個構成要件與必要條件,；此外，將合法的召集程序作為股東會成立的必要條件,，有利于鼓勵公司全體股東出席股東會,，行使股東權利。具體而言,，經無召集權人召集會議所作出的決議,，未通知部分股東而召開的會議所作出的決議，就召集通知未列明的事項作出的決議,，都應屬于決議不成立的類型,。

 

我國沒有“決議不成立”訴訟的法律適用依據，依據《公司法》,，決議瑕疵訴訟包括“決議無效”訴訟與“決議撤銷”訴訟,，在《公司法》未規(guī)定“決議不成立”訴訟的情況下，由于“決議不成立”的原因在性質上歸屬于決議程序瑕疵的原因,，所以該類訴訟應歸入“決議撤銷”訴訟,，而非“決議無效”訴訟。在“決議不成立”的事由下,，法院只可撤銷決議,，不可認定決議無效。

 

另有學者指出,，在司法審判中可運用民事訴訟中的確認之訴制度,，對確實未成立的所謂股東會決議確認為不存在。如我國臺灣地區(qū)雖未確立股東會決議不成立制度,，但判例中已對此作了確認［6］（P.388）,。依據民事訴訟法理，在我國實體法未排斥“決議不成立”訴訟的前提下,，可基于股東對股東會決議具有訴的利益的事實,，允許股東提起確認“決議不成立”的訴訟。在公司訴訟領域,，適用民事訴訟法解決公司糾紛有利于補強公司法訴訟規(guī)則的疏漏,，彌補公司法可訴性的不足，完善我國公司股東的權利救濟體系,。

 

（二）決議效力的形成———股東意思表示效力與股東會決議效力

 

決議對那些沒有對決議表示同意的人也能產生約束力［1］（P.67）,，因此決議與意思表示存在根本性區(qū)別，關于股東會決議,，因其意思形成方法帶有團體法性的特點,，于其效力也強烈要求團體法律關系的穩(wěn)定，大部分法律行為或意思表示的一般原則不適于決議［1］（P.167）,。法律行為中的意思表示通常是自然人單獨或相互之間的合意表示,，其必須是個人意思的真實體現，不得受到脅迫,、欺詐等,，否則該法律行為的效力存在瑕疵；股東會決議不同于個別股東意思形成的心理過程,，它是遵循法定程序而作出的團體意思表示,，其效力瑕疵來源于法律規(guī)定，既包括程序瑕疵,，也包括內容瑕疵,。決議一旦形成，即與個別股東的意思表示相分離,，成為公司法人的意思決定［7］（P.217）,。

 

關于個別股東在行使表決權時意思表示不真實，可否適用民法中自然人意思表示的規(guī)定,，有觀點認為,，表決既然為一種意思表示,，應可以適用民法關于意思表示的規(guī)定。所以自然可以以表決有欺詐,、脅迫等原因加以撤銷［13］（P.129）,；另一種觀點認為，股東會決議為集合的合同行為,，各個表決的意思表示已因集合失去其獨立性,，而成為獨立單元的全體意思，自然不得由股東中的一人或數人以其意思表示有瑕疵或錯誤,，依照民法的規(guī)定撤銷［14］（P.211）,；另有學者指出，決議是將客觀地存在多數的意思擬制為公司的意思,，構成決議個別股東意思表示的效力不論為何（無效或可撤銷）,，只要客觀地存在正常多數的意思，公司的意思即有效存在［15］（P.383）［7］（P.218）,。因此,，扣除有瑕疵的個別股東的意思表示，導致欠缺必要多數時,，決議才存在瑕疵［7］（P.219）,。如韓國公司法規(guī)定，不得持屬于股東個人的表決上的意思表示的無效,、取消事由來獨立請求取消決議,。但是以因股東意思表示的無效、取消,，不能充足決議要件為理由,，可以提出取消之訴［15］（P.416）。而決議本身是否有瑕疵,，應完全依照扣除無效的表決后是否欠缺必要多數的客觀事實機械性地決定,，民法上一般法律行為一部無效全部無效的理論，在此并無適用的余地［15］（P.416）,。

 

例如,，股東會通過一項決議的表決數為出席會議股東所持表決數的3/4，然而持有出席會議1/4表決數的股東曾經受到欺詐,，因此在股東會上作出了非真實的意思表示（表決）,。此時受欺詐股東的表決效力為何?股東會決議的效力又如何?關于受欺詐的情形，我國民法通則第58條規(guī)定,，受欺詐一方所為的民事行為無效,；合同法第54條規(guī)定，受欺詐一方訂立的合同為可撤銷。合同法相對于民法通則是特別法,，根據特別法優(yōu)先于普通法的原則,，通常認為受欺詐一方簽訂合同的效力為可撤銷，而從事單方行為的效力為無效,。然而與合同不同,，我國不存在因決議表決受欺詐而撤銷的特別法，表決作為民事行為中與單方法律行為,、多方法律行為、合同相并列的四種民事法律行為之一,，從法律解釋的角度,，不能適用合同法第54條的規(guī)定，而應適用普通法規(guī)定,，即民法通則第58條關于民事行為效力的規(guī)定,，認定受欺詐股東所作的表決無效。因此持有出席會議1/4表決權的受欺詐股東所作的表決應為無效,。依次,，股東會決議的效力應在原3/4的支持表決權基礎上，扣除該1/4無效表決權,，計算出的表決數為出席會議表決數的1/2,，由于其過半，股東會決議仍可成立,。

 

然而以上計算規(guī)則仍不周延,，股東會決議不能簡單地以扣除瑕疵表決數的方式計算表決數來確定決議效力。雖然在股東會上股東必須采用格式化的意思表示方法,，即在同意,、反對和棄權中做出惟一選擇［16］，股東仍有機會在股東會議上表達自身意見,，游說其他股東改變表決選擇,。實際上，股東會是股東了解公司經營情況,，行使知情權與質詢權的重要機會,，也是股東作出公司重大決策的關鍵時點。如果部分股東在會前或會中受到其他股東或利害關系人的欺詐或脅迫,，在股東會議上作出虛假的意思表達,，他可能同時喪失了在會議上根據其所了解的真實情況，向其他股東揭穿決議隱藏目的,，預測決議未來風險,，說服其他股東改變決策的機會。實際上，即便受欺詐股東不去說服其他股東改變決策,，由于股東會（尤其是大型公眾公司）存在的“理性的冷漠”與“搭便車”問題,，少數股東在怠于搜索信息進行決策的情況下，也可能跟風作出與瑕疵表示股東相同的投票決策,。此時,，跟風投票的股東（絕大部分是少數股東）雖然沒有直接受到欺詐，卻間接地受到受欺詐股東的影響,，被支配股東利用,，作出侵害少數派利益甚至團體利益的決議，出現“多數派暴政”的問題［17］,。

 

受到間接影響的股東所作表決的效力應如何認定?當團體中部分人的行為發(fā)生變化時,，其他人的行為可能受此影響而發(fā)生變化，這時是否應當允許其他人在新的變化條件下重新選擇一次?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概允許股東重新召開股東會,，讓所有股東根據新的變化條件重新選擇，不免大費周章,，不利股東會決策的經濟效率,；然而如果剝奪股東重新選擇的權利，可能會助長控制股東欺瞞股東,、操縱會議的不良風氣,，導致少數股東本就不多的利益被蠶食鯨吞。為了平衡效率與公平之間的沖突與張力,，應當賦予受到間接影響的股東向法院申請重新召開股東會的權利,，由這些股東通過充分舉證說明他們原先的決策受到受欺詐股東瑕疵決策的影響，如果他們沒有受到這種影響,，他們的決策結果會有不同,，且這種不同會使原先的股東會決議因未能滿足表決的最低數量限制而不能成立。該舉證應符合四個條件：（1）部分股東受到欺詐,、脅迫,；（2）其他未直接受到欺詐、脅迫的股東受到受欺詐股東瑕疵表決的間接影響,，如果未受這種影響,，他們的決策會有不同；（3）受到間接影響的股東申請重新召開股東會,，并決定在新的股東會上改變原先決策,；（4）新的股東會決議將無法達到通過表決的最低數量限制，導致決議無法成立,。如果股東可舉證證明以上幾點,，法院可暫不對原先的決議效力進行認定,，而應允許股東召開新的股東會重新表決。依先前所舉實例,，在新的股東會上,，除扣除瑕疵意思表示股東所持有的出席會議的1/4表決數，還應扣除申請重新召開股東會而更改決策的其他股東所持的表決數,，這樣最終支持決議的表決數將小于出席會議表決數的1/2,，無法達到出席會議半數的最低數量限制，使得決議無法成立,。

 

允許受到間接影響的股東通過舉證的方式重新召開股東會并推翻原先表決,，實際上賦予了這些股東二次選擇的權利，該權利來源于對股東真實意思表示的尊重,，即允許股東根據真實,、全面的信息，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真實意思表達,。允許股東重新召開股東會推翻原先決議，可以約束控制股東的非法操縱行為,，避免控制股東在公司內部胡作非為,，以保護少數股東。同時,，由于股東申請重開股東會的請求必須符合嚴格的限制條件,，未符合條件者法院可駁回申請，這將有利于法院準確回應股東訴求,，避免司法過度插手公司事務,，避免在不必要的情況下重開股東會而導致的公司決策低效。

 

關于此類訴訟的訴訟時效,，由于請求法院認定股東意思表示的民事行為無效,，與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都不存在訴訟時效或其他期間的限制,，因此在部分股東存在瑕疵意思表示的情況下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也不存在起訴時間的限制。

 

與股東意思表示瑕疵相同,，缺乏民事行為能力的股東作出的股東會表決也應認定為無效,，且這種無效僅屬單個法律行為無效，并不必然影響整個股東會決議的效力,。只有當表決權行使之無效導致股東會決議缺乏多數有效的表決數時,，方可撤銷股東會決議［18］（P.685）。此時,，由于缺乏民事行為能力的股東并無法律上的能力去說服其他股東改變原先的表決決定,，因此也無需賦予其他股東申請重開股東會的權利,。

 

（三）股東會決議瑕疵的治愈

 

股東會決議瑕疵的治愈，也稱股東會決議瑕疵的非訴訟救濟,，是指允許股東通過訴訟程序以外的方式對決議的程序瑕疵進行救濟,，使股東會決議的效力得以復原。在現代社會,，商事糾紛的非訟化（訴訟回避）傾向已越來越顯著,。由于訴訟存在訴訟成本，復雜的“對審構造”存在一定的程序要求,，而商事糾紛處理方式具有迅速性,、簡易性等特點，在各種程序的利益與風險的比較下,，當事人可能會更多地選擇非訟化解決方式［19］（P.75－76）,。相比于公司訴訟，對決議瑕疵的非訴訟救濟有利于降低公司成本,，提高商事效率,。

我國公司法規(guī)定了決議撤銷訴訟的起訴期間，起訴期間一旦經過,，決議的瑕疵即可得到治愈,；然而決議無效訴訟并無起訴期間的限制，這樣決議的效力始終處于未確定的狀態(tài),，當事人隨時可以提起決議無效訴訟,，否決決議效力，這將嚴重影響與決議相關的一系列公司法律關系,，不利商事效率,。因此，針對存在決議無效情形的瑕疵決議,，應當允許股東以積極行為來治愈先前法律行為（股東會決議程序）的瑕疵,，這既符合民事法律行為意思自治的原則，有利于實現股東會決策的實質正義,，還可以穩(wěn)定公司法律關系,，提高商事效率。作為民事法律行為理論發(fā)源地的德國,，對無效決議規(guī)定了法定的例外情形,，即對無效決議進行治愈。該治愈主要針對未進行公證,，也未在商業(yè)登記簿中登記注冊的決議,，即便這些決議符合法定的無效情形，也不得因此主張無效,。我國公司法未對股東會決議瑕疵的治愈進行規(guī)定,，然而在學理上,，對決議瑕疵治愈的研究已較為成熟，它主要包括對決議程序瑕疵的豁免與對決議程序瑕疵的補救兩種類型,。

 

1.對決議程序瑕疵的豁免

 

對決議程序瑕疵的豁免,，指在全體股東出席并同意召開股東會的情況下，可以對決議召集程序的瑕疵予以豁免?，F在許多國家已經承認了對決議程序瑕疵的豁免,，或者已由否定態(tài)度轉為肯定態(tài)度。例如,，日本早期的判例與學說對決議程序瑕疵的豁免持否定論,，而晚近的判決則認為，即便股東會存在召集程序的瑕疵,，全員出席大會本身已經充分說明了股東作為所有者參與公司經營活動的積極性,，從而應當直接肯定大會有效［20］（P.110）。德國,、法國,、美國、英國等國家也都承認了在欠缺法定程序的情況下,，如果全體股東或者代理人出席了會議,，該會議作出的決議有效［7］（P.283－285）。

 

2.對決議程序瑕疵的補救

 

對決議程序瑕疵的補救,，主要指股東通過撤回或追認的方式，對股東會決議的程序瑕疵予以治愈,。在民法理論上,，瑕疵法律行為尚未生效時，行為人可以通過撤回的方式使法律行為不發(fā)生效力,，或通過追認的方式使法律行為發(fā)生效力,。因此，雖然《公司法》未規(guī)定決議程序瑕疵的補救,，然而決議作為法律行為的一種,，法律行為有關撤回和追認的法理對決議應有適用的余地［8］。

 

四,、股東會決議效力的多層次判斷標準

 

與普通民事法律行為不同,，決議的形成既是一種程序性行為，需要經過不同的程序階段,，也是一種團體性行為,，需要集合多個股東的意思表示，根據預先設定的規(guī)則形成完整的法律效力,。因此股東會決議的效力判斷是一個較為復雜的過程,，既須順序適用不同部門法法條,，還須遵循一定的判斷步驟。股東會決議的形成階段包括股東會召集階段,，個別股東的表決階段以及股東會決議的形成階段,。對股東會決議效力的判斷，則須定位決議瑕疵出現在決議形成的哪個階段,，再根據不同階段的瑕疵情況準確鎖定與之對應的部門法及法條,。根據決議形成的不同階段對決議效力進行審查，可以清晰地瀏覽決議形成的過程,，在不同階段準確定位效力瑕疵,，避免瑕疵認定的模糊與失誤，確保瑕疵認定的完整與統(tǒng)一,。具體而言,，對股東會決議效力的判斷可分為以下幾個層次（步驟）：

 

第一層次須考察決議的召集程序是否存在瑕疵。經無召集權人召集會議作出的決議,，未通知部分股東而召開會議作出的決議,，就召集通知未列明的事項作出的決議，在學理上應認定為“決議不成立”,，但我國公司法沒有對決議不成立作出規(guī)定,，由于召集程序瑕疵屬于程序瑕疵的一種，應歸為決議可撤銷的事由,。

 

第二層次須考察個別股東的表決行為,，如果股東因欺詐、脅迫等原因作出非真實的意思表示,，就須扣除受欺詐,、脅迫的股東所作的表決來認定股東會決議的效力。如果其他股東可以舉證證明其雖然沒有直接受到欺詐,、脅迫,，但其表決受到瑕疵表示股東的間接影響（例如受欺詐、脅迫的股東未能在股東會上說明真實情況,、揭穿隱藏目的,、預測未來風險，說服其他股東改變表決決策,，使其他股東跟隨瑕疵表示股東作出了相同的表決,，卻不符合股東的實際利益），法院應賦予受到間接影響的股東申請重新召開股東會的權利,，以便在新的股東會上重新作出決策,。如果在重新召開的股東會上，扣除瑕疵表示股東的表決數,，及受到間接影響的股東表決數,，表決結果無法達到股東會決議的最低數量限制,，決議將不成立。

 

第三層次須根據股東會的出席定足數與表決定足數進行判斷,。未滿足法律規(guī)定的任何一個定足數限制,，決議即不成立。我國公司法只限定了表決定足數,，未限定出席定足數,，因此，如未滿足表決定足數,，其屬于程序瑕疵,，法院應撤銷決議。

 

第四層次須對決議是否存在其他不符合《公司法》第22條規(guī)定的瑕疵進行判斷,。如果股東會決議的內容違反法律或行政法規(guī)強制性規(guī)定,，則決議自成立之時無效；如果股東會的表決方式等程序性事項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或公司章程,，或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則股東可申請法院撤銷股東會決議,，撤銷后決議自成立之時無效,。

 

第五層次須考慮是否存在決議程序瑕疵可被治愈的情形。如果決議的程序瑕疵可被治愈,，則決議效力可以維持,。治愈規(guī)則是對程序瑕疵進行補救的兜底性規(guī)則，處于決議效力判斷的最后一環(huán),。依據上文所述五個層次（步驟）的判斷標準,，可以逐步推出股東會決議是否有效，未能滿足任何一個層次的判斷標準都會導致決議的效力存在瑕疵,。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判斷標準皆是針對積極決議,，即可決的決議,。對于消極決議，即否決的決議,，即使其召集程序,、決議方法存在瑕疵，也因其本身不存在效力,，不可能進行撤銷訴訟,，也就不可能轉為可決。也因為否決的決議并未生效,，不可能存在內容上的違法,，因此無效確認訴訟也是不可能［15］（P.412）,。

 

此外，關于股東會決議瑕疵訴訟的種類,，有些國家在決議撤銷之訴,、確認無效之訴、確認決議不存在之訴的基礎上,，還增加了一種撤銷,、變更不當決議之訴的類型。如韓國公司法規(guī)定,，當決議內容存在瑕疵,，但排除有特別利害關系之股東而作的決議內容顯著不當時，沒有行使表決權之特別利害關系股東可以提起取消,、變更不當決議之訴［15］（P.413）,。根據決議瑕疵的原因，有些國家還規(guī)定了對顯失公平決議的撤銷之訴與無效之訴,。規(guī)定顯示公平的決議主要表現為利用不正當手段形成的決議和濫用多數決,。如日本《公司法典》第831條第1款第3項規(guī)定，就股東會等的決議,，因有特別厲害關系人行使表決權,，作出嚴重不當（顯示公平）的決議的，該決議可被訴請撤銷,。韓國公司法雖無明文規(guī)定,，但在實踐中，決議內容為超出內在限制的不公正決議時,，常被視為無效,，尤其是濫用多數決的決議。

 

五,、股東會決議程序瑕疵的效力判斷原則——在程序正當,、效率與穩(wěn)定之間

 

從法理上看來，程序正義是法律的生命,，也是公司決議的生命線,，有效的決議離不開會議對法定形式與程序的遵守，程序是否正當關系著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的權益,。對于存在程序瑕疵的決議,，嚴格適用法律規(guī)定予以撤銷，有利于貫徹程序正義的原則,，否則會助長控制股東無視會議程序而進一步侵害少數股東利益的現象［7］（P.308）,。然而，對于程序正義的違反并不必然導致實體權利的受損，即實體正義的落空［21］（P.382）,。公司決議屬于團體法律行為,，會議成本巨大，其生效與否關系到公司經營效率,、團體法律關系的穩(wěn)定與交易安全,，所以并非決議存在程序瑕疵都可被撤銷［12］（P.313）。

 

對于存在輕微瑕疵的決議,，法院是否應當撤銷不應一概而論,。對決議瑕疵訴訟的嚴格化處理，即對決議進行撤銷或認定無效,，將使公司為召開股東會投入的一系列成本（人力,、物力、時間等）付諸東流,，進而增加公司經營成本,，影響商事效率，損害公司法律關系的穩(wěn)定性,。程序正義與公司經營成本,、商事交易效率、法律關系穩(wěn)定之間存在內在的張力,，程序正義,、經營成本與司法處理的嚴格化呈正相關性；商事效率,、法律穩(wěn)定與司法處理的嚴格化呈負相關性,。

 

對于諸多價值原則之間的沖突與張力，應以追求各價值原則之間的平衡為目標,。對于股東會決議的輕微瑕疵,，德國理論界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是決議因果關系說，認為股東會決議的撤銷以程序違法和決議之間有因果關系為前提,，即只有程序上的瑕疵對決議的結果有影響時,，才產生決議的可撤銷的問題；第二種是股東關聯關系說,，該說強調股東會決議可撤銷與否取決于其與相關股東之間是否具有關聯性,，即程序瑕疵是否給相關股東利益造成損害［4］。關于法院之駁回裁量權,，臺灣地區(qū)“公司法”第189條第1款規(guī)定，“法院對于前條撤銷決議之訴,，認為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于決議無影響者,，得駁回其請求”。該條系參酌日本商法第251條之規(guī)定,，賦予法院當其受理股東會撤銷決議之訴,，如發(fā)現股東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之事實,，非屬重大且于決議無影響，得駁回其請求,，以兼顧大多數股東之權益［22］（P.235－236）,。

 

近年來，我國有關行政法規(guī)和司法實踐中的做法也體現了對程序輕微瑕疵效力認定的寬松化傾向,。如《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169條,、《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通知必備條款》第58條規(guī)定，上市公司因意外遺漏未向某有權得到通知的人送出會議通知或者該等人沒有收到會議通知,，會議及會議作出的決議并不因此無效,。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對于決議程序瑕疵情節(jié)顯著輕微,、法院認為不影響決議結果的,，一般不撤銷判決［12］（P.313）。

 

對于決議程序的嚴重瑕疵,，依據《公司法》應判決撤銷決議,。

 

綜上，根據我國實踐中的做法,，決議程序瑕疵顯著輕微的,，可認為決議有效，一般不判決撤銷,；對于其他程序瑕疵,，應判決撤銷決議，決議效力自始無效,。我國《公司法》未就決議程序瑕疵的裁量標準進行規(guī)定,，建議《公司法》或其司法解釋在日后修訂中增加相關規(guī)定，如“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召集程序和表決方式違法或者違反公司章程規(guī)定的,，人民法院認為不符合法定程序或者違反公司章程的情節(jié)顯著輕微，不影響決議結果的,，可以駁回原告股東撤銷決議的訴訟請求”,，以明示效力判斷標準，解決司法裁量中“同案不同判”的問題,。對于程序瑕疵顯著輕微的訴訟,，法院應對維持或更改決議效力的實質價值進行判斷，以實現程序正當與效率,、穩(wěn)定原則之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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