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艾滋病的特殊性及隱私權保護的必要性

目前,，在我國“談艾色變”的情況仍然還是廣泛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在于艾滋病本身的特殊性,。作為一種不可逆的感染性疾病,，目前沒有有效的治療藥物，只能通過藥物進行控制治療,，暫時并沒有治療康復的臨床案例,，這種極致的異于尋常的疾病往往會引起大眾的不安和排斥。而由此,，一旦艾滋病感染者的信息泄露或者被公開,，患者往往會受到他人的孤立,、忍受就業(yè)歧視甚至遭受到無端指責等，往往承受著較大的心里壓力,，影響其正常的生活,。人格尊嚴保護不受疾病特殊性的影響，所以艾滋病人的人格尊嚴保護不應出現(xiàn)折扣或者區(qū)分,。

二,、我國艾滋病人隱私權保護的現(xiàn)有規(guī)定

我國《憲法》作為根本大法,，雖然未對于隱私權進行明確規(guī)定,，但是《憲法》第37 條明確規(guī)定人格尊嚴的保護。其次,，我國《艾滋病防治條例》對于艾滋病人的隱私權保護進行特別規(guī)定,，“未經(jīng)本人或者監(jiān)護人的同意，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公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的姓名,、住址、工作單位,、肖像,、病史資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斷出其具體身份的信息”。雖然前幾年《個人信息保護法》成為大熱的呼聲,，但是至目前為止立法卻仍處于遲滯,，不免讓人惋惜。

三,、目前艾滋病患者隱私權保護中出現(xiàn)的矛盾點

（一） 艾滋病患者隱私權保護與公共衛(wèi)生建設的沖突

在文章開頭所述案例中,，對于小新患病的過錯，很多人將矛頭對準了當時兩人婚檢的婦幼保健院,，由于婦幼保健院的故意隱瞞,，沒有發(fā)揮婚檢應有的作用，致使小新與“安檢”的未婚妻結婚,，才導致了自己患上了艾滋病,，由此婦幼保健院應當承擔故意隱瞞的責任。但是,，回顧國務院2006 年通過的《艾滋病防治條例》,，在未獲得本人同意的情況下，婦幼保健院病沒有權利公開患者的信息,，基與此而言婦幼保健院已經(jīng)遵守條例的規(guī)定,，并未有該層面的過錯。但是,，上升公共層面上而言,，婦幼保健院如此的隱瞞行為是不是會對公共衛(wèi)生健康造成威脅或者影響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在當前，面對艾滋病等特殊傳染疾病患者的隱私保護問題上,，不少醫(yī)生經(jīng)常面臨著感染者隱私權與公共衛(wèi)生健康之間“兩難”的決斷,。

（二）艾滋病患者隱私權保護與他人健康權保護問題

艾滋病患者隱私權的保護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患者本人的隱私與他人健康權保護之間的沖突。在文章的前述案例之中,，小新已然成為兩者權衡之間的“犧牲品”,。艾滋病具有多種的傳染疾病，對于與患者親密接觸的人群來講,，承擔的風險往往是不可否認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有效預防等措施的有效性。對于艾滋病患者,，為避免對于其產(chǎn)生的不必要的人格侵害,，歧視等，國家對于艾滋病患的隱私進行明確保護,，以力圖維護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等秩序,。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對立面就是他人的健康權甚至是生命權,。而目前對于艾滋病人隱私權的保護和他們健康權和生命權的正常保護之間似乎欠缺一個合理的邊界，這個邊界能否在法律中進行規(guī)定,，還是單靠道德衡量選擇等都是當前遭受質疑的問題,。艾滋病患者的隱私權保護，一方面是保護患者隱私,，另一方面卻往往面對的是他人的健康,。一旦感染，沒有康復藥物,，最終將要面對的就是長期的痛苦以及生命的終結,。

眾所周知，生命的價值是不存在衡量和比較的,，我們并不能以犧牲他人的生命來保全自己的生命健康,。由此，我們也應考慮,，在隱私權的保護問題上,，隱私權和健康權如何實現(xiàn)兩全。我國現(xiàn)行刑法中明確規(guī)定了故意傳播性病罪,，對于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嚴重性病而進行賣淫、嫖娼的行為進行定罪量刑,。我們相比而言,，艾滋病人故意隱瞞自己患病而與他人結婚生活的行為中也存在故意的行為,，只不過在對象范圍上只限定了配偶。在艾滋病患者隱瞞病情與配偶結婚時,，配偶往往因無防范措施而感染,，實質上也侵犯了配偶的健康權。在本案中,，對于未婚妻艾滋病隱私的保護,，反而侵害了小新的健康權，原有的保護現(xiàn)在卻恰恰成為傷害他人的手段,。所以在艾滋病患者的隱私權保護上,，我們應該思考是否有一種“邊界”存在的可能性。

四,、當前艾滋病患者隱私權保護的可行路徑

艾滋病患者的隱私權保護是不可否定的,，但是如何合理的保護以及怎么實現(xiàn)合理的保護是當前我們應該進行的思考。首先,，應當逐步完善相應的法律規(guī)定。我國《憲法》對于隱私權的保護略顯吃力,，37 條人格尊嚴的規(guī)定在實務審判中,，在與訴訟法的結合適用中，實現(xiàn)的效果大打折扣,。完善我國隱私權保護的細節(jié)條款是實現(xiàn)隱私權保護的前提條件,。其次，合理范圍內的告知義務,。艾滋病患者的隱私權保護,，本質上并不應該成為一種信息的完全隔絕。在美國著名的Tarasoff 訴Regents o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案中,，法院提出“公共危險的開始就是個人隱私及其保護的結束”,。這個觀點在艾滋病患者隱私權保護問題上，同樣適應,。保護應該室友邊界的保護,，在艾滋病患者隱私保護造成公共危險的一刻的時候，隱私權的保護就應當收到限制,。對于此案中,，對于明知女方已經(jīng)確診感染艾滋病并且將要結婚與配偶進行長期的共同親密生活時，醫(yī)生應該具有特定的告知義務,。此處,，所述的告知應當進行限制，不論是從主體還是從對象,、范圍等都應進行細化,。如在上述案件中,，在進行婚檢等婦幼保健院等醫(yī)療機構中，確診艾滋病的患者,，對于與其共同生活并有親密接觸,，具有高度感染可能性的人，醫(yī)生可以進行告知,，但在告知之前仍然要進行對于患者本人的詢問,。隱私權的保護不應該成為一種傷害，合理的保護才能產(chǎn)生合理的結果,。